茅以升：桥梁·栋梁·脊梁

 作者：宁滨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3日 16版）

修复后的钱塘江大桥 

【述往】

“不复原桥不丈夫”

20世纪30年代，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茅以升临危受命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为了建桥，他不顾个人安危。面对“没有工艺、没有设备、没有经验，天上还有日本人的飞机”，茅以升和他的工友废寝忘食，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最终打破了国外专家的断言，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结束了中国近代大桥设计和建造由外国人包揽的尴尬历史，为中国现代桥梁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然而，大桥刚刚通车89天，日本侵略者的铁骑便已直逼城下，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茅以升不得不含恨将自己倾注心力修建的大桥亲手炸掉，并在炸桥当晚赋诗明志，发出了“不复原桥不丈夫”的爱国誓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历经14年的建桥、炸桥、复建的历史，凝结了茅以升把一切奉献给祖国的拳拳报国之心，成为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爱国为国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正如陆定一所言，茅以升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和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诗情画意。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桥梁作用。”这段话选自1963年2月《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作者就是一代“桥梁大师”、北京交通大学（时名北方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茅以升先生。

应该说，对于桥的追寻贯穿了茅以升的一生。在他生命的各个阶段，都能看到他在不断寻找架桥的起点和支点。

奋斗之桥

众所周知，茅以升建桥的英名是从设计修建钱塘江大桥开始的，而其建桥的志向早在儿时就已经形成了。幼年经历的一次桥梁挤塌事故，使茅以升对“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的人生便与桥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大了一定要造座结实的大桥”，这句少年时立下的宏伟誓言成为茅以升一生的座右铭，也为他日后冲破重重困难建造完成在常人眼里“几乎不可能建成”的钱塘江大桥做了最好的预言。

当然，这只是茅以升的少年桥梁梦。到了青年时期，茅以升的桥梁梦又有了升华。在一本茅以升江南中华商业学堂读书期间的日记中，他曾奋笔写道：“我上小学时立志造桥，那时只想在家乡建造一座横跨秦淮河的千年不朽的大石桥。升入中学后，得知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北京到张家口的悬崖绝壁上建成了第一条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于是，思想升华，目光致远：以詹天佑为楷模，出洋留学深造，掌握尖端技术，立志为国建造新型大桥。”

为了实现自己的桥梁梦，大学期间，茅以升学习极为勤奋，仅他整理的笔记就多达200余本，近千万字，这些笔记摞起来超过一人多高，正因为这种超越常人的勤奋，加上善于总结、安排学习计划，使得他在校期间一直保持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5年各科成绩平均分高达92.5分，成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成绩历史最高纪录的保持者。

19世纪初，同样是为了能圆自己的桥梁梦，青年茅以升以优异成绩被保送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在那里，他用超凡实力打破了教授对他的质疑，仅用一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硕士学位。可是，他依然没有满足。为了尽快掌握造桥的实际本领，进一步学习桥梁力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茅以升甚至想出了半工半读的主意，白天在桥梁公司实习，晚上去夜校攻读博士学位，星期天则去图书馆埋头苦读。有一次，茅以升在图书馆的一角看书看得入了神，闭馆钟声响了他也没有听见，也没被人发现，竟被管理员锁在了屋子里。

最终，依靠超乎常人的毅力和争分夺秒的勤奋，茅以升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卡内基理工学院第一个工科博士。回国后，茅以升作为钱塘江大桥的总负责人，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改进“射水法”、发明“沉箱法”、利用“浮运法”），攻克了当时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难题，建成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公铁两用大桥。

茅以升生前曾说过一段充满哲理的人生格言：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欲，曰奋斗。这正是他一生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

爱国之桥

19世纪初，新民主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此时的茅以升正值热血沸腾的年华。经历过中国革命热潮的洗礼，尤其是在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演说的启迪后，青年茅以升对于“国家”二字有了更深的领悟，也更加坚定了“铁路救国”的思想，从此他便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一路笃行，再也没有回头。

国内求学期间，茅以升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对于身处内忧外患的祖国，他的内心时刻涌动着惊涛骇浪。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千多年前造的中国石拱桥至今蜚声全球，可是到了铁路运输产生后却远远落后了。国内仅有的几座像点样的铁路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这是我们学工程的人的最大耻辱。”

1919年春，美英法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拒绝战胜国中国要求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合理要求。消息传来，留美的中国学生无不义愤填膺。茅以升代表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提出抗议，而后又在4月30日晚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组织的“中国夜”宣传大会上慷慨陈词，声援祖国。4天后，国内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

1919年11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的茅以升由于在论文中有独特的创建获得了康奈尔大学颁发的“斐蒂士”金质奖章。该奖章全校每年只发一枚，奖给康奈尔大学研究生中的最优秀者。这也使得茅以升成了校园里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200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在校园里专门塑造了茅以升雕像，这是该校建校百余年历史上第一尊人物纪念雕像，可见该校对这位华人杰出校友的重视与自豪。

面对几所著名大学和几家桥梁公司的争相邀请，茅以升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决定重返祖国。“纵然科学没有祖国，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茅以升决心要为贫弱的祖国奉献自己全部的知识和才能，在祖国的江河上架起长虹。

如今，只要说到茅以升，人们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钱塘江大桥。这座著名的桥梁，已经成为茅以升爱国报国的象征；在因这座桥而流传的故事里，流淌着宝贵的“桥魂”精神。这一切，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自身的修炼？当然不是。这一切，正是茅以升爱国精神的最好写照。纵观茅以升的一生，他时时处处无不在为国倾力，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身上散发出永恒的精神魅力。今天，“爱国”已经不再是青年学子经常提及的“流行语”，简单空洞的说教也已很难激发大家的情感认同。但在茅以升和他的故事里，却蕴含着一股巨大的能量，这力量直达内心、净化心灵，或许这就是伟大人物的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常常提要培养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但我认为，我们更需要注重培养具有“大情怀”的高端人才。这里的“大情怀”，是“读书不忘忧国”，是“感恩社会，服务他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自觉肩负起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

教育之桥

在很多人眼里，茅以升是位“桥梁专家”，而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却少有人提及。1920年从海外归国后，茅以升为祖国造桥的愿望在很长时间都没能实现，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发现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那就是开展工程教育，培养桥梁工程人才。

早在建设钱塘江大桥时期，茅以升就已经开始了在科教育人道路上的探索。他把钱塘江大桥建设工地作为践行自己工程教育思想主张的场地，在钱塘江大桥上建起了一座工程教育的知识之桥。每年暑假，他都要致函大学，招收几十名大三、大四学生到大桥建设工地实习。钱塘江大桥工地成为培养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从中成长出了武汉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汪菊潜、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梅旸春、郑州黄河大桥总工程师赵燧章等一批新中国杰出桥梁工程师，成为中国桥梁事业的中流砥柱。

1920年后的约30余年间，茅以升曾断断续续应邀先后担任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兼副主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教授兼校长、北洋大学教授兼院长、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教授兼院长、北方交通大学（今北京交通大学）校长等职务，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工程技术人才。

茅以升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简明扼要，深受学生欢迎。他每次讲课，教室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为了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茅以升独辟蹊径，发明了一种“学生考老师”的教学方法。每节课的前10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就上次授课内容提出一个疑难问题让老师回答。从学生提出问题的深浅，可以看出他是否做过深入思考与研究。学生提出的问题深就多给分，提出的问题浅就少给分。如果提出的问题老师都回答不出来就给满分。如此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往往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越来越有意义，教学效果大大提高。有些特别疑难而又有意义的问题，就作为以后的研究课题。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促进了学生钻研，也促进了老师认真备课，如此达到了“教学相长”。

陶行知曾带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并感慨地说：“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我们推广。”

凭借丰富的求学经历以及70余年的工程实践和教育实践，茅以升在工程教育领域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习而学”工程教育思想。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三十周年纪念刊上，茅以升首次提出了这一主张。1950年，他重提这一主张并解释了其内涵：“先习而后学，便是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

茅以升认为传统工程教育模式颠倒了“学”与“习”的次序。所谓“学而时习之”“学以致用”“知而后行”，均为“先学而后习”，这种“唯理论至上”的传统工程教育模式导致了理论与工程实际的严重脱节，科学与生产实际的严重脱节。基于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截然不同于旧时教育模式的习而学教育模式。按照他的设想，教育的顺序应是“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即先教工程科目，再学基础理论，让学生先知其然，后知其所以然。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不仅在教育次序上实现了“大翻身”，同时也顺应了工程教育遵循着“感性认识”到“理性知识”再到“感性知识”螺旋式发展的教育规律。

虽然茅以升的“习而学”工程教育模式针对的问题是旧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他所强调的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促进理论的理解等，与我们当前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培养目标是相当一致的，这种基于“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规律对高等工程教育模式进行的重构，充分把握了工程教育的特点，在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根本变革的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就某种程度而言，北京交通大学“知行”（To Know and To Do）校训正是茅以升先生“习而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这简单的两个字中既融入了“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知行统一，以知促行”“学理、应用并行注重”的办学理念，亦强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科学之桥

茅以升认为：“科学属于人民”，“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科普是一座通向‘四化’的桥梁”。为此，他毕生致力于在科学与人民之间架设知识之桥。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以升当选为副主席后，“科普”“科协”更是成为他一生的事业和日常工作。

茅以升亲自动笔，写下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他写的科普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科学的预见性。他的科普文章，不仅道理深刻、通俗易懂，而且语言形象生动。《五桥颂》《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系统介绍了中国桥梁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桥梁史上的开山之作；他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填补了中国桥梁史的空白；他写的《中国的石拱桥》，被收入中学课本，作为中学生必读的范文；他写的《没有不能造的桥》，获得1981年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名桥谈往》《桥名谈往》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桥梁的无限深情；他主持撰写的《从赵州桥到南京长江大桥》一书出版后，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版本。

“文革”期间，茅以升被停止工作，此时已70多岁的他更珍惜光阴，邀请两位好友，自己动手编写了一部类似桥梁文学辞典的书籍。他们每天跑图书馆，遍阅《全唐诗》《全宋词》《元曲选》，从中挑选出古往今来关于描写桥梁、歌颂桥梁的典故，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录在一式的稿纸上。

茅以升亲手装订，设计封面，日积月累，居然装订成厚达一米，全套共9册的《桥话》，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桥梁的文学鉴赏辞典。“科学绝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只有让广大群众懂得科学，才能提高整个国家的科学水平。”

1979年，茅以升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匹兹堡华人协会欢迎会上，茅以升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准备架起一座桥梁，一头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界，一头是美国科学技术界的中国同胞，我们愿意搭这样一座桥梁，让各位在桥上走过。”他呼吁在美国的科学界同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晚年的茅以升依然致力于为祖国统一“搭桥”，而这也一直是他魂牵梦萦的一桩心事。针对很多海外赤子“楚才晋用、报国无门”的忧虑，他提出可以通过联系中国科协，把国外先进的学术、科技成果引进祖国，为侨居海外科技界的华人报效祖国努力架起一座通畅之桥。

“从科学的苍穹上，采来日辉、月华、星芒。每天为我的祖国，深情献一掬科技之光……”这句话用在茅以升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一生为祖国江河架桥，也致力于为科技与人民架桥，为海内外科技人员架桥，为祖国统一架桥，用自己勤勉不倦的态度架设了一座通向未来的科学精神之桥。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先生在北京逝世。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但是却在天空留下了一道绚丽的彩虹。2001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公告，将发现于1997年1月9日的一颗小行星永久命名为“茅以升星”。茅以升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所建造的桥梁将永留人间，这一颗承载着茅以升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天体也将永远遨游寰宇、光耀苍穹。

茅以升先生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本文图片均由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提供）

宁滨，1959年5月生于山西稷山，现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北京交通大学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地铁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主体化和通用式机车信号、系统可靠性、安全性、容错设计、智能交通等领域的研究。参加和主持国家及铁道部、北京市重大科技项目数项，获得四项国家科技进步奖。